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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衮服，简称“衮”，古代皇帝及上公的礼服。与冕冠合称为“衮冕”，是古代最尊贵的礼服之一。是皇帝在祭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圣节等重大庆典活动时穿用的礼服。
周朝以前即已成为天子礼服上的装饰。
按万历《大明会典》所记，明朝皇帝冠服制度中，以衮冕服等级最高。是皇帝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先农，以及正旦、冬至、圣节、册拜时服用的礼服。其制由冕(冠)、衮(由上衣和下裳两部分组成，饰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图案)、大带、革带、玉佩、蔽膝、绶、中单相配，构成一套在特定场合服用的礼服。但这只是典制上的规定。事实上，明朝自英宗而后，皇帝服装中还另有一种袍式的衮服，上面也饰有前述的十二章图案。这种衮服与《大明会典》、《明史·舆服志》所载衮服制度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不取上衣下裳之制，而且在服用时不一定戴冕，虽腰围革带，却不系蔽膝、玉佩和绶等其他装饰物。有关这种衮服的情况，《大明会典》、《明实录》、《明史》等文献均失于记载，明清两代的私人著述亦未言及。然其实例则有两处可见：一为南薰殿旧藏帝王像。该画像中，自明英宗始，明朝诸帝的着装均为此种衮服。一为明定陵的出土文物。定陵出土明神宗朱翊钧此种衮服共为5件。其中，刺绣品3件，均为红色底料；缂丝品2件，底色为一红一黄。袍服式样、图案构成均与南薰殿旧藏明朝帝王像相同。
有十二章图案的袍服，有的还保存有标签，证明它们就是衮服。其中，黄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文物号W232)的标签上墨书“万历四十五年……衮服……”。另一件红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文物号W239)的墨书标签书“万历四十五年衮服一套收口”。据此可以断定，这种饰有十二章图案的袍式礼服是皇帝的最高等级的礼服——衮服，而不是常服，亦不是次于衮服而高于常服的礼服。又，《大明会典》修定刊布的时间在明英宗之后(弘治、嘉靖、万历三朝明英宗画象先后编修、续修和重修。其中，弘治《会典》于正德六年重校刊行，嘉靖《会典》未及刊布，万历《会典》于万历十五年刊行)，但《大明会典》所载皇帝衮服却非袍式，而是上衣下裳式的。据此，则从服饰的典章制度上讲，明英宗时虽出现了袍式的衮服，但上衣下裳式的衮服并未被废止和被取代。故此，认为此种袍式的衮服系明英宗改制后的衮服式样的说法也是难于成立的。
1528)……三月……丙申，正朝使洪景霖复命。上引见。问曰：‘中原有何奇也?’景霖曰：‘正月十三日天子行祀天祭，十四日设庆成宴。’……上曰：‘皇帝(指世宗朱厚熜）冠带何如?’景霖曰；‘祀天祭时则黄袍，常时则黑袍而黄色胸背矣。’”以上记载为朝鲜使臣亲见亲述。且按《大明会典》所记皇帝衮服的颜色，洪武十六年定制“玄衣黄裳”，自洪武二十六年始改制为“玄衣穟裳”，到嘉靖八年又重恢复为洪武十六年所定的“玄衣黄裳”之制。⑩前引两例，一在弘治元年，一在嘉靖七年，正是“玄衣穟裳”的衮服制度时期，黄袍与之相较，在颜色上反差颇大，故朝鲜使臣将二者混淆似不太可能。另外，袍式服装与上衣下裳式的服装在样式上也不难区别。故此，朝鲜使臣的说法当是可信的。又，按《大明会典》卷45《礼部三·登极仪》及《明史·礼志·登极仪》所记，皇帝登极时当服衮冕御奉天殿。但明焦?《玉堂丛语》卷一《言语》则记载：“世庙登极之日，御龙袍颇长，上痒视不已。”
第二，明英宗之后虽然出现了袍式衮服，但上衣下裳式的衮服并未废止，而是继续被使用着。《明史·舆服志·皇帝冕服》有一段记载颇能说明这一问题。该书记：“嘉靖八年谕阁臣张璁；‘衮冕有革带，今何不用?’璁对曰：‘按陈祥道《礼书》，古革带、大带皆谓之秽。革带以系佩?，然后加以大带，而笏?于二带之间。夫革带，前系?，后系绶，左右系佩，自古冕、弁恒用之。今惟不用革带，以至前后佩服皆无所系，遂附属裳要(腰)之间，失古制矣。’帝曰：‘冕服祀天地、享祖宗，若阙革带，非齐明盛服之意。及观《会典》，载蔽膝用罗，上织火、山、龙三章。并大带，缘用锦，皆与今所服不合。卿可并革带系蔽膝、佩、绶之式，详考绘图以进。’又云：‘衣裳分上下服，而今衣恒掩裳。裳制如帷，而今两幅。朕意衣但当与裳要(腰)下齐，而露裳之六章，何如?’已，又谕张璁以变更祖制为疑。璁对曰：‘臣考礼制，衣不掩裳，与圣意允合。夫衣六章，裳六章，义各有取。衣自不容掩裳。《大明集礼》及《会典》与古制不异。今衣八章、裳四章，故衣常掩裳，然于典籍无所准。内阁所藏图穧，盖因官司织造，循习讹谬。今订正之，乃复祖制，非有变更。’帝意乃决。因复谕璁曰：‘衣有六章，古以绘，今当织。朕命织染局考国初冕服，日月各径五寸，当从之。裳六章，古用绣，亦当从之。古色用元(玄)黄，取象天地。今裳用穟，于义无取，当从古。革带即束带，后当用玉，以佩绶系之。于下蔽膝随裳色，其绣上龙下火，不用山。卿与内阁诸臣同考之。’于是，杨一清等详议衮冕之服：‘自黄虞以来，元(玄)衣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自周以后浸变其制，或八章，或九章，已戾于古矣。我太祖皇帝复定为十二章之制。司制之官仍习舛讹，非制作之初意。伏乞圣断不疑。’帝乃令择吉更正。”从明世宗与张璁等君臣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出，嘉靖八年以前，皇帝上衣下裳之制的衮服仍在服用，且嘉靖初年的衮服仍在沿用着永乐三年所定的“玄衣八章”和“穟裳四章”的制度，只不过没有用革带，故佩、绶、蔽膝等装饰物均附属于裳腰之间。又，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3《礼部》“笏囊佩袋”条也间接地说明了这一情况。该条记：“凡大朝会时，百寮俱朝服佩玉。殿陛之间，声韵甚美。嘉靖初年，世宗升殿。尚宝卿谢敏行以故事捧宝逼近宸旒。其佩忽与上佩相纠结，赖中官始得解。敏行惶怖伏罪，上特宥之。”按前述可见资料，皇帝在服用袍式衮服时，并无佩、绶、蔽膝等装饰，据此则嘉靖初年那次大朝会，世宗皇帝所服衮服当属上衣下裳式的衮服。另外，明神宗定陵出土文物中，除了有袍式衮服外，还有黄素罗绣六章(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裳1件、红素罗饰龙、火二章蔽膝2件、织金锦成料做成的绶2条(每条含大绶1件、小绶2件)、冕2顶、红罗大带2条，以及中单、玉佩等若干件，这又从实物的角度证实了袍式衮服与上衣下裳式衮服的同时并存情况。
多达12幅，还记载了一些曾为朱元璋“写御容”的画师，这些画像应大多系朱元璋在世时所绘。但成祖而下诸帝画像则基本应是帝王去世后所绘遗像。笔者作此推测现由有三：
定陵出土的万历帝衮服共有五件。其中刺绣三件，缂丝二件。它们均饰十二章图案，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团龙左右两肩各一、前后身各三、左右两侧各二。日、月亦分布在两肩，星辰、山分布于后，华虫饰于两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分别饰于前后襟的团龙两侧。
定陵出土的五件衮服，织造之精不同凡响。以缂丝衮服为例，此种工艺起源于汉魏时期，织造时不用大型织机，而是采用通经断纬、小梭挖织的技术，故而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其所用织造材料尤为珍贵。特别是大量地采用赤圆金织纬，是历代缂丝织物中极少见的。而大面积地采用孔雀羽绒制龙纹，则使衮服金翠相映生辉，倍显华丽。此外，衮服还用了蓝、红、绿、黄等28种彩绒。其中经线全为强捻丝线。每厘米的地子用22根；纬线全为不加捻的彩绒。每厘米多达100根。经过这样的色彩搭配和工艺处理，衮服的色泽更加富丽堂皇、庄重大方，从而达到了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完美统一。
1959年，考古学家在新疆巴楚西南脱库孜来古城遗址中，曾发现过一块用“通经断纬”技法织成的红地宝相花缂毛残片，按时间推断，和1906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古楼兰发现的一片具有“通经断纬”技法和希腊风格的毛织人像不相上下，均为汉代中朝。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带，发现一套缂丝织成的绦带，经推断为盛唐时期的产物。
至宋代，缂丝在中华内陆盛行开来，今天我们还可以从《紫鸾鹊谱》、《紫汤荷花》、《红花树》等著述的封面或卷首中，找到以缂丝为装裱的实物，而关于缂丝在宋代盛行的文字证据，也同样可以找到。在庄绰所著的《鸡肋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定州织刻（缂）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染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作也。”庄绰为宋代人，可见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已为他的同代织匠所用。
明代初期，禁用缂丝做服，以示节俭。至宣德年间，随着节俭之风被享乐腐化所代替，缂丝才重新发展盛行起来。朝廷设内织染局，专以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制造衮服。由于衮服的制造工艺复杂，造价昂贵，即使最熟练的织匠，每天最多也只能织一寸二分，织完一件衮服，大约需要10年时间。定陵出土万历皇帝的这件十二章福寿如意缂丝衮服，应算是目前我国所见到的唯一的缂丝衮服珍品。到1983年，定陵博物馆委托南京云锦研究所研究复制一件，该所积三十多年的经验，花费了整整5年时间，终于织造完成，填补了明代龙袍织造技术失传三百余年的空白。
这件袍料的全名为“孔雀羽、织金妆花、柿蒂过肩龙、直袖、膝栏、四合如意云纹纱、袍面料”。为恢复龙袍的本来面目，必须对原物进行“追色分析”和“经纬分析”。具有30年织锦经验的南京云锦所老艺师王道惠，在色如灰土的龙袍前夜以继日地描摹48天，才完成了龙袍的摹稿，录下精确的数据。一件龙袍重900克，而挑结的花本即重几十公斤，用线121370根，首尾长达五十多丈。孔雀羽更要经过精心挑选、劈丝、搓接成线，与彩色丝线盘织成云龙图案，再与真金线交织在一起，别有一种高贵华丽的装饰效果。难怪有关专家认为，这件明代皇帝龙袍的复制品在选料、织纹、色彩、图案和织造技艺都与历史真品相同，堪称“传世稀珍”，并在1984年第四届全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审会上获得殊荣——金杯奖。
周朝以前即已成为天子礼服上的装饰。
按万历《大明会典》所记，明朝皇帝冠服制度中，以衮冕服等级最高。是皇帝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先农，以及正旦、冬至、圣节、册拜时服用的礼服。其制由冕(冠)、衮(由上衣和下裳两部分组成，饰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图案)、大带、革带、玉佩、蔽膝、绶、中单相配，构成一套在特定场合服用的礼服。但这只是典制上的规定。事实上，明朝自英宗而后，皇帝服装中还另有一种袍式的衮服，上面也饰有前述的十二章图案。这种衮服与《大明会典》、《明史·舆服志》所载衮服制度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不取上衣下裳之制，而且在服用时不一定戴冕，虽腰围革带，却不系蔽膝、玉佩和绶等其他装饰物。有关这种衮服的情况，《大明会典》、《明实录》、《明史》等文献均失于记载，明清两代的私人著述亦未言及。然其实例则有两处可见：一为南薰殿旧藏帝王像。该画像中，自明英宗始，明朝诸帝的着装均为此种衮服。一为明定陵的出土文物。定陵出土明神宗朱翊钧此种衮服共为5件。其中，刺绣品3件，均为红色底料；缂丝品2件，底色为一红一黄。袍服式样、图案构成均与南薰殿旧藏明朝帝王像相同。
有十二章图案的袍服，有的还保存有标签，证明它们就是衮服。其中，黄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文物号W232)的标签上墨书“万历四十五年……衮服……”。另一件红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文物号W239)的墨书标签书“万历四十五年衮服一套收口”。据此可以断定，这种饰有十二章图案的袍式礼服是皇帝的最高等级的礼服——衮服，而不是常服，亦不是次于衮服而高于常服的礼服。又，《大明会典》修定刊布的时间在明英宗之后(弘治、嘉靖、万历三朝明英宗画象先后编修、续修和重修。其中，弘治《会典》于正德六年重校刊行，嘉靖《会典》未及刊布，万历《会典》于万历十五年刊行)，但《大明会典》所载皇帝衮服却非袍式，而是上衣下裳式的。据此，则从服饰的典章制度上讲，明英宗时虽出现了袍式的衮服，但上衣下裳式的衮服并未被废止和被取代。故此，认为此种袍式的衮服系明英宗改制后的衮服式样的说法也是难于成立的。
1528)……三月……丙申，正朝使洪景霖复命。上引见。问曰：‘中原有何奇也?’景霖曰：‘正月十三日天子行祀天祭，十四日设庆成宴。’……上曰：‘皇帝(指世宗朱厚熜）冠带何如?’景霖曰；‘祀天祭时则黄袍，常时则黑袍而黄色胸背矣。’”以上记载为朝鲜使臣亲见亲述。且按《大明会典》所记皇帝衮服的颜色，洪武十六年定制“玄衣黄裳”，自洪武二十六年始改制为“玄衣穟裳”，到嘉靖八年又重恢复为洪武十六年所定的“玄衣黄裳”之制。⑩前引两例，一在弘治元年，一在嘉靖七年，正是“玄衣穟裳”的衮服制度时期，黄袍与之相较，在颜色上反差颇大，故朝鲜使臣将二者混淆似不太可能。另外，袍式服装与上衣下裳式的服装在样式上也不难区别。故此，朝鲜使臣的说法当是可信的。又，按《大明会典》卷45《礼部三·登极仪》及《明史·礼志·登极仪》所记，皇帝登极时当服衮冕御奉天殿。但明焦?《玉堂丛语》卷一《言语》则记载：“世庙登极之日，御龙袍颇长，上痒视不已。”
第二，明英宗之后虽然出现了袍式衮服，但上衣下裳式的衮服并未废止，而是继续被使用着。《明史·舆服志·皇帝冕服》有一段记载颇能说明这一问题。该书记：“嘉靖八年谕阁臣张璁；‘衮冕有革带，今何不用?’璁对曰：‘按陈祥道《礼书》，古革带、大带皆谓之秽。革带以系佩?，然后加以大带，而笏?于二带之间。夫革带，前系?，后系绶，左右系佩，自古冕、弁恒用之。今惟不用革带，以至前后佩服皆无所系，遂附属裳要(腰)之间，失古制矣。’帝曰：‘冕服祀天地、享祖宗，若阙革带，非齐明盛服之意。及观《会典》，载蔽膝用罗，上织火、山、龙三章。并大带，缘用锦，皆与今所服不合。卿可并革带系蔽膝、佩、绶之式，详考绘图以进。’又云：‘衣裳分上下服，而今衣恒掩裳。裳制如帷，而今两幅。朕意衣但当与裳要(腰)下齐，而露裳之六章，何如?’已，又谕张璁以变更祖制为疑。璁对曰：‘臣考礼制，衣不掩裳，与圣意允合。夫衣六章，裳六章，义各有取。衣自不容掩裳。《大明集礼》及《会典》与古制不异。今衣八章、裳四章，故衣常掩裳，然于典籍无所准。内阁所藏图穧，盖因官司织造，循习讹谬。今订正之，乃复祖制，非有变更。’帝意乃决。因复谕璁曰：‘衣有六章，古以绘，今当织。朕命织染局考国初冕服，日月各径五寸，当从之。裳六章，古用绣，亦当从之。古色用元(玄)黄，取象天地。今裳用穟，于义无取，当从古。革带即束带，后当用玉，以佩绶系之。于下蔽膝随裳色，其绣上龙下火，不用山。卿与内阁诸臣同考之。’于是，杨一清等详议衮冕之服：‘自黄虞以来，元(玄)衣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自周以后浸变其制，或八章，或九章，已戾于古矣。我太祖皇帝复定为十二章之制。司制之官仍习舛讹，非制作之初意。伏乞圣断不疑。’帝乃令择吉更正。”从明世宗与张璁等君臣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出，嘉靖八年以前，皇帝上衣下裳之制的衮服仍在服用，且嘉靖初年的衮服仍在沿用着永乐三年所定的“玄衣八章”和“穟裳四章”的制度，只不过没有用革带，故佩、绶、蔽膝等装饰物均附属于裳腰之间。又，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3《礼部》“笏囊佩袋”条也间接地说明了这一情况。该条记：“凡大朝会时，百寮俱朝服佩玉。殿陛之间，声韵甚美。嘉靖初年，世宗升殿。尚宝卿谢敏行以故事捧宝逼近宸旒。其佩忽与上佩相纠结，赖中官始得解。敏行惶怖伏罪，上特宥之。”按前述可见资料，皇帝在服用袍式衮服时，并无佩、绶、蔽膝等装饰，据此则嘉靖初年那次大朝会，世宗皇帝所服衮服当属上衣下裳式的衮服。另外，明神宗定陵出土文物中，除了有袍式衮服外，还有黄素罗绣六章(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裳1件、红素罗饰龙、火二章蔽膝2件、织金锦成料做成的绶2条(每条含大绶1件、小绶2件)、冕2顶、红罗大带2条，以及中单、玉佩等若干件，这又从实物的角度证实了袍式衮服与上衣下裳式衮服的同时并存情况。
多达12幅，还记载了一些曾为朱元璋“写御容”的画师，这些画像应大多系朱元璋在世时所绘。但成祖而下诸帝画像则基本应是帝王去世后所绘遗像。笔者作此推测现由有三：
定陵出土的万历帝衮服共有五件。其中刺绣三件，缂丝二件。它们均饰十二章图案，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团龙左右两肩各一、前后身各三、左右两侧各二。日、月亦分布在两肩，星辰、山分布于后，华虫饰于两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分别饰于前后襟的团龙两侧。
定陵出土的五件衮服，织造之精不同凡响。以缂丝衮服为例，此种工艺起源于汉魏时期，织造时不用大型织机，而是采用通经断纬、小梭挖织的技术，故而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其所用织造材料尤为珍贵。特别是大量地采用赤圆金织纬，是历代缂丝织物中极少见的。而大面积地采用孔雀羽绒制龙纹，则使衮服金翠相映生辉，倍显华丽。此外，衮服还用了蓝、红、绿、黄等28种彩绒。其中经线全为强捻丝线。每厘米的地子用22根；纬线全为不加捻的彩绒。每厘米多达100根。经过这样的色彩搭配和工艺处理，衮服的色泽更加富丽堂皇、庄重大方，从而达到了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完美统一。
历代织法
关于衮服织法，有研究者认为，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起源于汉魏。1959年，考古学家在新疆巴楚西南脱库孜来古城遗址中，曾发现过一块用“通经断纬”技法织成的红地宝相花缂毛残片，按时间推断，和1906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古楼兰发现的一片具有“通经断纬”技法和希腊风格的毛织人像不相上下，均为汉代中朝。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带，发现一套缂丝织成的绦带，经推断为盛唐时期的产物。
至宋代，缂丝在中华内陆盛行开来，今天我们还可以从《紫鸾鹊谱》、《紫汤荷花》、《红花树》等著述的封面或卷首中，找到以缂丝为装裱的实物，而关于缂丝在宋代盛行的文字证据，也同样可以找到。在庄绰所著的《鸡肋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定州织刻（缂）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染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作也。”庄绰为宋代人，可见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已为他的同代织匠所用。
明代初期，禁用缂丝做服，以示节俭。至宣德年间，随着节俭之风被享乐腐化所代替，缂丝才重新发展盛行起来。朝廷设内织染局，专以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制造衮服。由于衮服的制造工艺复杂，造价昂贵，即使最熟练的织匠，每天最多也只能织一寸二分，织完一件衮服，大约需要10年时间。定陵出土万历皇帝的这件十二章福寿如意缂丝衮服，应算是目前我国所见到的唯一的缂丝衮服珍品。到1983年，定陵博物馆委托南京云锦研究所研究复制一件，该所积三十多年的经验，花费了整整5年时间，终于织造完成，填补了明代龙袍织造技术失传三百余年的空白。
这件袍料的全名为“孔雀羽、织金妆花、柿蒂过肩龙、直袖、膝栏、四合如意云纹纱、袍面料”。为恢复龙袍的本来面目，必须对原物进行“追色分析”和“经纬分析”。具有30年织锦经验的南京云锦所老艺师王道惠，在色如灰土的龙袍前夜以继日地描摹48天，才完成了龙袍的摹稿，录下精确的数据。一件龙袍重900克，而挑结的花本即重几十公斤，用线121370根，首尾长达五十多丈。孔雀羽更要经过精心挑选、劈丝、搓接成线，与彩色丝线盘织成云龙图案，再与真金线交织在一起，别有一种高贵华丽的装饰效果。难怪有关专家认为，这件明代皇帝龙袍的复制品在选料、织纹、色彩、图案和织造技艺都与历史真品相同，堪称“传世稀珍”，并在1984年第四届全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审会上获得殊荣——金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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